中原地区的老牌霸主晋国自公元前年与秦国的肴之战后，其霸业受到了秦、楚联盟的严重影响，一直陷入了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在晋灵公、晋成公两朝，晋国的风头都被楚国抢去了。因此，拆散秦楚两国的同盟便成为了晋国改变自身不利战略地位的重要步骤之一。
鲁成公十二年（前年）五月，在宋国华元的撮合下，晋国的范文子（士燮）和楚国的公子罢在宋国的西门外会盟，双方约定化干戈为玉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华元弭兵”。后来晋厉公（姬州蒲）又和鲁成公（姬黑肱）、卫定公（姬臧）、郑成公（姬仑）在琐泽会盟，再次重申了与楚国的盟约。
楚共王十一年（公元前年），郤至出使楚国，楚国用金钟之乐接待。郤至不敢入内，说：“如果上天降福，两国国君相见，那会用什么礼节？”楚共王的叔父子反却说：“两国国君见面（在战场上），只会用一枝箭来招待，怎么会演奏音乐？”。郤至归国后向范文子（士燮）汇报出使的情况，一贯的鸽派范文子说：“与不懂礼法的国家结盟，必然说话不算数，战争恐怕不远了！”
晋厉公公元前年（周简王八年）春，晋厉公与齐、宋、卫、鲁、郑、曹、邾、滕等八国联军西进攻秦，并在麻隧进行的决战中大败秦军。麻隧之战后，秦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战略收缩，晋国因此得以免除来自西面的后顾之忧，腰杆就挺得更直了。而楚国因为未按盟约援秦，在秦国被打败后，自己则陷入被动。
公元前年（周简王九年），郑国兴兵攻打许国，一直攻入到许都外城，许国被迫割地求和。因为许国是楚国的附庸，子反不听从子囊（公子贞）的劝告，打算向郑国用兵，作为对其欺负许国的报复，已经告老的申叔时听说后，认为子反不守信用，不遵礼法，必定不能免于灾祸。
公元前年（周简王十年），楚国起兵攻打郑国，至暴隧（今河南省原阳县西），接着又征伐晋国的附庸国卫国，至首止（今河南省睢县东）。为此，晋国中军将栾书意图报复楚国，但遭到了韩厥的反对。同年，楚共王同意许灵公的要求，派楚国公子申把许国迁到了叶城（今河南省叶县南），许国从此成为楚国附庸，其旧地为郑国所有。
朝议公元前年（周简王十一年）春，楚共王在武城（今河南省南阳市北）派遣公子成前去郑国，以汝阴之田（汝阴即汝水之南，约在今河南省郏县与叶县之间）引诱郑国前来投靠，郑国国君郑成公姬睔见利忘义，当即决定与楚国结盟，与楚共王熊审盟于武城（在今河南省南阳市北），成为了背叛晋国的“二五仔”。同年夏，郑国子罕率兵进攻晋国的盟友宋国。
郑国此番伐宋，应该是受了楚国的指使，而楚国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鱼石等人领着桓族一干人等跑到楚国，请求楚共王助其返国。楚共王于是把伐宋的任务交给郑国，以此作为对郑国忠诚度的考验，顺便向晋国示威：看，你的马仔已经跟了我了！
郑国为了能够博得楚共王的欢心，先后在汋陂（今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之间）、汋陵（今河南省宁陵县南）把宋军击败。
春秋形势“是可忍，孰不可忍？”当晋国的决策层在得知郑国叛晋投楚，并兴兵伐宋的消息以后，几乎异口同声地做出了兴师伐郑的决定，他们一方面调动本国的四军，一方面派人前往卫国、齐国、鲁国调兵，请求他们协同作战。
晋国由国君晋厉公亲统四军，出动的各军统帅分别是：中军将栾书（前年，郤克去世，根据他的临终推荐，下军将栾书被越级超拔为中军将），中军佐士燮；上军将郤锜，上军佐荀偃；下军将韩厥，下军佐荀罃留守国内；新军将郤犨，新军佐郤至。可见，晋国为了教训已经几乎倾巢出动了。
郑国国君郑成公闻讯大惊，连忙向新大佬楚国求救。楚共王思忖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出兵去救这个新近归顺自己的马仔，否则将来谁还会继续归顺自己呢？楚国方面由楚共王亲统三军，三军统帅分别是：司马子反将中军；令尹子重将左军；右尹子革将右军。楚国三军齐集后，会同南蛮军队，迅速北上援救郑国。
养由基楚共王的亲兵分左、右两广，各有兵车十五乘。左广由彭名驾驭战车，潘党为右；右广由许偃驾驭战车，养由基为右。
公元前年（周简王十一年）农历五月，晋军渡过黄河，听说楚军将来到，中军佐范文子（士燮）想退回去，进行了反战陈述。中军将栾书没有同意范文子的请求。
公元前年（周简王十一年）农历六月，晋国军队和楚国军队在鄢陵（今河南鄢陵县北）相遇。
在晋军的一个小范围的高层会议上，范文子（士燮）表达了不想跟楚军交战的愿望。
鹰鸽观点血气方刚的鹰派新军佐郤至说：“秦、晋韩原之战，惠公没有凯旋；晋、狄箕之战，主帅先轸阵亡；晋、楚邲之战，主帅荀林父兵败溃逃。这些都是晋国的奇耻大辱！你也见过先君这些战事，现在我们躲避楚军，就又增加了耻辱。”
士燮说：“如果按照我的愿望啊，全体的诸侯都背叛了，我们晋国的危机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如果只是一个小小的郑国背叛我们，那晋国的忧患反而会马上来临！我听说，统治人民要使用刑罚来端正臣民，要做到内部团结，然后才能对外显示武力。
现在我国的执法官员用来惩罚小民的刀锯天天使用，都用得快要坏了，而用来惩罚大臣的斧钺却并不使用。在国内尚且有不能施以刑典的，又何况对外呢？战争，就是一种刑罚，是用来惩罚过错的。而过错往往是由大臣造成的，而怨恨则来自一般小民，因此，要用恩惠来消除小民的怨恨，要下狠心来禁止大臣的过错。等到小民没有怨恨，大臣不犯过失，然后才可以用兵去惩罚国外那些不顺服的人，否则只是一种侥幸罢了。依靠侥幸来治理国家，一定会有内忧。
车辚辚我们先君多次作战是有原因的。当时的秦、狄、齐、楚都是强国，如果他们不尽力，子孙后代就将被削弱。而现在秦、狄、齐三个强国都已经屈服了，敌人就只有一个楚国罢了。只有圣人才能做到令国家内部和外部同时不存在忧患。如果我们不是圣人，那么外部一旦安宁了，就必定会产生内部的忧患。为什么不暂时放过楚国和郑国，让他们作为外患而使晋国保持警惕呢？”
为什么士燮在这决战在即的特殊时点却提出一个不合时宜的意见出来呢？这要倒过来看一下当时晋国的内部政治环境：首先，是国家司法系统有问题，执法人员对百姓滥施刑罚，对于上层人员的违法行为却姑息养奸，导致老百姓怨气满腹；其次，当时晋国的各个卿大夫家族间的争权夺利行为非常激烈，特别是在阴狠的栾书与一门三卿的“三郤”（郤锜、郤犨、郤至）之间有着非常深刻的政治矛盾；最后，晋国也存在君臣不睦的问题，年轻的厉公为了削弱六大卿族的势力，大力提拔近侍为大夫，并试图渗透、稀释甚至颠覆栾氏等大族的权势。
勾心斗角由于急于树立自己威望，过于勤政的晋厉公亲自挂帅出征，其根本的目的在于与栾书争权，试图解决晋国诸卿做大的长期历史问题，君臣离心的危险的苗头已经显露出来了。
奇葩的士燮认为，目前，秦、狄、齐现在都已经对晋国屈服，晋国当今的国际形势谈不上严峻，保留楚国这个“外患”，不仅没有安全危机，而且有助于缓解晋国的内部矛盾。他这里面的政治逻辑是：如果有一个强大的外部敌人的存在，晋国的君臣就会有所忌惮，不至于在处理内部矛盾的时候大打出手，甚至还可能让国内矛盾得到逐步的缓解。
所以，士燮大胆宣称：“我们假装避让楚国，可以缓解内忧”。又建议栾书：“何不暂时留着楚国与郑国作为外患呢？那样的话，群臣的内部关系一定会和睦起来。”（《国语·晋语六》）。士燮指出，要把一个国家做到既无内忧又无外患的，只有圣人才行。否则，就只有在外患于内忧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了。
鹰鸽之争在其他人看来，士燮的想法可是相当的脑洞清奇，与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就忧患的性质来看，如果忧患产生在外部，国家还可以尽力去应付；但如果忧患在内部产生，解决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不过，对于士燮的那些奇谈怪论，这时不但晋军当中的好战分子接受不了，恐怕就连六卿当中地位最高的中军将栾书，也在一时半会之内无法参透。栾书随即郑重地拒绝了比他还高一辈的士燮的建议：“不可能！我绝不能允许在我执政的时期让晋国失去诸侯的拥护，讨伐郑国势在必行！”
脑洞爆裂：
1．士燮（范文子）无疑是一个有着远见卓识的人，但为什么在历史上有远见卓识的人往往不能执政，而能够执政的人却往往没有足够的远见卓识呢？如果日本在二战的时候执政的是老谋深算的石原莞尔，而不是傻了吧唧的东条英机，恐怕中国的麻烦还大着呢。
2．对于士燮主张与楚军议和的金玉良言，晋国执政的中军将栾书是真的听不懂呢，还是另有所图？
脑洞大开五千年（37）
联系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