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朱元璋建都南京，江浙富庶，“四方贡赋，由江以达京师，道近而易”，南粮北运的需求较小，数量不大，运河的作用也就不那么突出。
明洪武二十四年（年），黄河在河南原武（今原阳县）的黑羊山决口，洪水由曹州、郓城而来，漫过安山湖(今东平湖)，元代开挖的济州河、会通河在东平一段大部淤壅，航运不通，停运达20年之久。
因山东段淤壅，当时漕运是水路转陆路，再转水路。在永乐九年之前，江南漕粮的运输路线是：长江和淮河之间的运河----黄河，到达封丘县的中滦，再经过里的陆路运输到了浚县卫河岸边的淇门镇，由此再次装船，通过卫河运输到京城。其中，陆运里，需历经8处递运所方能进入卫河，每处递运所需发民丁，车余辆，给当地民众造成沉重负担。
建文四年(年)，明成祖朱棣在“靖难之役”后称帝，次年便将北平升为北京。年（永乐五年），开始兴建北京宫殿。年（永乐十九年）正月初一，明成祖正式迁都北京。
随着政治中心北移，北京及北部边疆粮饷，全部仰赖东南供给，提高漕运能力迫在眉睫。
其实，早在正式迁都的10年前，也就是年，朱棣在准备迁都北京的同时，已经着手恢复航运。
面对运河淤塞，永乐九年（年）春，济宁同知潘叔正经过详细勘察后，上书奏请修治会通河。
他在奏疏中写道，长多里的会通河，淤塞的只有三分之一，将其疏浚贯通，不仅仅是避免了山东百姓运输劳役之苦，更对国家有无穷之利。
明朝廷采纳了潘叔正建议，并派工部尚书宋礼、都督周长等前往勘察。宋、周二人经过实地考察，上奏了疏浚会通河的益处。
二月，明朝廷征发山东济南、青州、兖州、东昌等府民夫15万，登州、莱州二府愿服役民夫1.5万，南直隶徐州、应天、镇江等府民夫、军卒10余万，令宋礼总领其事，周长及刑部侍郎金纯等协助，疏浚会通河。
六月，工程告竣。开通后的会通河从济宁至临清，计里，深一丈三尺，广三丈二尺，自济宁至临清，置闸十五，设立专门的闸官，立标记水位的“水则”，以时启闭。由于坝闸林立，明代又称这段运河为“闸漕”，完善的坝闸和相关设施，进一步改进了通航条件，使“八百斛之舟迅流无滞”，每年的运力增加至万石左右，是元朝10倍，“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
明代新修会通河的河道线路，较元代有所改变。元代运河自汶上县过袁口（今属梁山县韩岗袁口村），至安山西南，再经寿张（今梁山县寿张集）城东，西北流至东昌。此水道接近黄河、济水，虽便于补给水源，但受黄河的影响较大。黄河一旦泛滥，极易造成运河淤塞。
运河东平段历代路线图
明代新修的会通河，从袁口以北没有走元时故道，而是在袁口以北，东移20余里开挖新河，即从袁口经靳口、王仲口、常仲口、安山镇（大安山村）、戴庙镇，至十里堡村，再至阳谷县张秋镇，新开河道约里。安山湖作为新河道的调蓄水柜，黄河如果决口，安山湖也可作为缓冲，不致于直接淤塞运道。
但是，新开运河即便在丰水期，南旺河段水量仍然不足，重载漕船难以通行。宋礼采纳了汶上民间水利专家白英的建议，破除上游元代堽城坝，使汶水不再流入洸河，在下游建戴村坝，遏汶水进入小汶河，引流到南旺的分水口，通过河底部的鱼脊状石拨，即“鱼嘴”，将汶水分流南北，实现水量分配的“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成功解决了京杭大运河“水脊”缺水的难题，戴村坝也因此被誉为“运河之心”。
明代山东运河河段大部分河道浅涩，须经常清除淤塞，开通河道；各河段地势高低悬殊，水流方向不同，须大量设置水闸以调控水量；各河段水源紧缺，须以沿河泉源湖塘补充调剂，所以当时运河工程的管理，主要集中在河道堤防、闸坝及水源管理三个方面。
明代政府多次下令，管河官员及地方政府“俱要及时修筑堤岸，疏浚河渠，以济粮运。如遇非常冲决，亦要多方设处，亟行修筑。临期误事者，军卫、有司官员悉听漕司、河道衙门及巡仓、巡河御史参提，照依运官参降事例，阻浅十日，该管有司、军卫罚俸半年”。
明代政府对山东段运河的疏通和治理，使得运道避开了黄河的侵害，较好解决了运道水源问题，终明一代，运河基本能够保持常年畅通。
明代中后期，又先后开凿南阳新河和泇河，至此，山东的南北运河已全线定形，此后未再大规模的改线。
联系电话：